請問漢武帝的兄弟
請問漢武帝的兄弟有哪些人漢武帝劉徹他的排行不是第九嗎怎會是太子? 2005-10-16 10:03:45 補充 謝謝大大對漢武帝為我做這樣的解答但我想知道的是漢武帝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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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漢武帝的兄弟

 

漢武帝- 劉徹 (前156-前87) 一位有雄才大略又能善於用人的盛世君主. 漢初, 因連年爭戰人口減少,生產力不足,但經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之後,中國的國力已達巔峰.漢武帝繼位後,著手開始解決北方的匈奴的威脅.重用名將,霍去病,衛青,李廣等,加上張騫 的外交,令中國在國際舞台迅即揭起.經三十年的經營.基本上解決了匈奴的威脅.而且已儼然成為東亞的霸主. 在當時,中華帝國的地位如日中天.公元前二八年,北匈奴殺中國使節,八年後,中國西域總督府副校尉陳湯利用西域各國的軍隊,和囤在西域的漢軍,對北匈奴發起攻擊,終於一舉消滅北匈奴.陳湯在向中央陳述發兵的理由說:"凡侵犯中國的,逃的再遠,也要誅殺."如此氣慨,現在的中華兒女也應汗顏.正劇和正史是兩碼事,而正史和真史又是兩碼事。無論大廈將傾時,還是國運昌盛時,漢武帝總能成為中國人的歷史資源和精神資源  端詳漢武帝   從霍去病墓看漢武帝墓。衛青、霍去病等由於戰功彪炳,得漢武帝許可進入茂陵陪葬 本報記者 王軼庶 攝影   □本報駐京記者陳一鳴  幾分功過?  吳思毫不掩飾自己對漢武帝的觀點:“我認為漢武帝過大於功。功過四六開,甚至是三七開。”  僅就漢武帝最大的業績攻擊匈奴來講,吳思認為,從戰爭的效果看,國內民生凋敝,外患並未根除。漢武帝的鐵血政策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樣的效果,以代價更小的方式完全可以達到,比如修長城。  對於漢武帝生平形成的“精神遺產”,吳思認為:精神遺產,看怎麼說。打仗可以看成精神遺產;修長城,那不也是精神遺產嗎?再比如清朝,睦鄰友好,鄰國有困難時伸出援手,兩利,雙贏,那不也是精神遺產嗎?三種精神遺產,哪種更好?為什麼非要打呢?難道說,我們的祖先把匈奴打到歐洲,然後祖先的手下敗將再把歐洲滅得灰頭土臉,這個才更好?  缺了漢武帝的霸道,我們民族是否會因此少了一種激烈情懷?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老百姓哪能為這種帝王的霸道感到自豪呢?”吳思說,“小孩身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他上去就把人眼睛挖了,我想任何父母都不會覺得這是好事。漢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過度,荷爾蒙太旺盛,當一個人的人性得到最張揚的發揮時,肯定是他人的邊界被壓縮到最小的時候。漢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誰都不痛快。如果他的所作所為導致後人傚法攀比,那就更不好了。還是想想孔子的精神遺產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漢武帝的所作所為,是否已從個人行為轉化為民族的共同記憶?他功勞真的需要那麼激烈的質疑嗎?  “我們應該充分尊重當事人對自己的評價。晚年漢武帝自己下罪己詔了。我們更應該從這筆精神遺產中穫益。”吳思笑盈盈地說。  總之,吳思認為漢武帝個性鮮明,雄才大略,但這些都掩蓋不了他的過失,而且過大於功。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主任黃朴民則認為,漢武帝功勞大,錯誤多。文帝景帝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武帝則是弄個亂攤子,讓別人來收拾。  然而與吳思不同的是,黃朴民認為,漢武帝是在諸多內外方略中,選擇了一個短期有利有弊、長期影響深遠的方略。  英雄造就了時勢,時勢也成就了英雄。一方面,漢武帝時代,漢朝確實具備了主動出擊的經濟實力。漢高祖時期,天子的車都湊不齊四匹一樣顏色的馬,將相外出乘牛車。漢朝屢屢受害於匈奴,卻隻能選擇和親。經過“文景之治”,漢武帝的政策已經具備了多種選擇的條件。另一方面,漢武帝的決策無不帶有強烈的個性色彩。相同的外部條件,換一個皇帝,決策也許就完全不同於漢武帝。除性格原因以外,公羊學對漢武帝的影響也很大。公羊學是儒家中與法家結合得比較緊的學派,它講究的是“大一統”、“尊王”,還有就是“大覆仇”。所謂“大覆仇”,就是後代對於先輩的恥辱,一定要透過各種手段實現覆仇。   茂陵博物館的漢武帝畫像  王軼庶 攝   黃朴民認為,漢武帝時代,是中國的少年時代,漢朝的盛大,不僅表現在物質文明上,更表現在精神狀態上。不要說張騫、衛青、霍去病等將軍,就連社會底層也不乏郭解這樣的“豪俠”,連司馬遷這種黃老出身的文人,也胸懷天下,銳氣逼人。那是中國人精神鋒芒外露的年代,是野性昭彰的年代,是英雄輩出的年代,天下絕不僅有漢武帝一個英雄---彼時英雄如潮,漢武帝是浪尖上最炫目的一朵浪花。漢武帝是具有世界情懷的中國人,所以他才得以從文化心理上、從基本疆土上確立了中國人是中國人。後來歷史滄桑,我們的民族性中,野性成分越來越少了。撇開道德判斷而言,一個民族畢竟是需要積極進取精神的。  覆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葛劍雄對漢武帝的功過則傾向於描述。  漢武帝時代,在中國的疆域中,農耕區域基本定型,一直到現在都差不太多。漢武帝打敗了匈奴,奪取了適合農耕的河西走廊。如果沒有河西走廊,中國的疆域就不會發展到中亞。嶺南,漢初實際上難以控制,漢武帝時代重又回到中央政權控制之下。中國歷朝歷代都追求“大一統”,這些地方不統一進來,就不能算完成了標準意義上的“大一統”。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漢武帝奠定了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基礎。“客觀地說,儒家適合中國農業社會。漢武帝隻是完成了儒家作為權威的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如果儒家不適合中國社會,就算再有幾個漢武帝‘獨尊儒術’也沒用。”葛劍雄說。  漢武帝對於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制度的政府結構也影響深遠。漢武帝時代的“內朝”、“外朝”制度,後世基本沿襲,變化不大,比如唐朝三省六部制,內閣制等等。  葛劍雄認為,漢武帝確實有窮兵黷武的一面。反擊匈奴,卻把軍隊打到了今天的哈薩克斯坦境內,這無論如何也不能用追求和平來解釋。漢武帝為了讓李夫人的哥哥李廣利穫得封侯的機會就發動戰爭,這種私人動機不應該替他隱諱掉。  鹽鐵官營,把專制集權擴大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以殺雞取卵的方式聚斂財富。事實證明,這些政策造成了災難性後果,流民四起,人口減半。  另外,漢武帝還夢想長生不老,導致騙子紛至沓來,攪擾朝政。晚年剛愎自用,性情叵測,兒子殺了,夫人也殺了,後來誰被他任命為丞相,就會感到大禍臨頭,還有人哭著不肯做丞相。  從各方面看漢武帝都很像秦始皇。然而他和秦始皇最不一樣的地方是晚年有所反思:頒詔罪己,息兵休養,順利交班。這些政策的實施,多少彌補了早年狂悖所造成的災難。  學者最想看什麼?  葛劍雄完全沒看電視劇《漢武大帝》,因為“我不必透過電視來了解漢武帝”。吳思也一樣,“我沒有看的慾望。電視劇沒完沒了,濃度太低,太耽誤時間了。有看電視的時間,不如看歷史資料。”  兩位學者都沒看《漢武大帝》,但也都有自己的好奇。  葛劍雄說:“如果我去看《漢武大帝》,我最想看到的是一個血肉豐滿的漢武帝。別套光環,也別抹黑;漢武帝是政治家,也是普通人;是暴君,也是明君。  “如果要表現漢武帝,尊重這段歷史,一定要把漢武帝的複雜性表現出來。一方面,漢武帝是歷史時代、整個社會的產物。他的一生,無論個人命運,還是政治生涯,經常會使人浮想聯翩---歷史竟然有如此之大的相似性。早年的漢武帝意氣風發,功欲熾烈;晚年寧可把監國大權交給大臣,也不交給親屬,最當他權力達到頂峰時,實際成了孤家寡人。當他後悔時,一切都晚了,這是帝王的典型悲劇。可另一方面,漢武帝也是人,人的七情六欲他都有,他晚年時,大臣的孩子抱著他玩,他會感到非常高興……  “司馬遷,也有不那麼偉大的一面。他富於情感,這對文學家是優勢,對歷史的記錄者卻是短處。他對自己喜歡的人物描寫中往往有誇張成分,而對有些重要人物卻過於簡略。李陵的戰敗和投降,漢朝方面固然要負主要責任,但他的個性也有軟弱的一面,以民族大義衡量就不可原諒。總之,人無完人。”  葛劍雄說,自己沒有看戰爭的大場面的慾望。看待漢武帝討伐匈奴,他認為不能隻從漢族的角度看,漢朝和匈奴都是戰爭的受害者,匈奴人被打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的程度,歷史的傷痛是否更深重?要從生存鬥爭的角度看漢匈鬥爭。  吳思對漢武帝最感興趣的有三方面,卻都與視覺關係不大。首先是漢武帝如何處理對外關係,其次是如何處理與工商階層的關係,再次是如何處理意識形態的爭論。這三者是渾然一體的,但如何處理與工商階層的關係,始終是中國歷代皇帝永恆的問題,也是現階段吳思最感興趣的歷史問題。在漢武帝時代,這個問題在爭論中達到高潮,焦點是,工商業是官辦好還是民辦好?  吳思說: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這點在漢朝已經是共識了。治天下,和誰共治呢?  “戰亂平息,王朝初建,中產階級往往已經被消滅殆盡,此時天下以自耕農為主要人口。然而和小農共治天下是不可能的。皇帝就會透過官僚體系控制農民,與官僚集團共治天下。接下來,地主階層發展起來,並迅速與官僚結合。此時皇帝與官僚地主共治天下。農業定局了,再接下來,工商業發展起來。統治者就開始考慮是否與工商業階層共治天下的問題。但是工商業階層在中國一直很弱小,歷史上工商業階層一直沒能力與統治階層討價還價。  “統治者對待工商業,最簡單同時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圖的行業拿過來自己壟斷。漢武帝時的鹽鐵行業即是如此。漢初的冶鐵行業,應該是民營的。卓文君的父親卓王孫,秦時被從趙國發到四川。到了四川之後就辦起了冶煉企業。當時戰爭頻仍,鋼鐵需求旺盛,很快卓王孫就富甲天下了。直到漢武帝時代,卓文君和司馬相如私奔時,卓家的日子還過得相當好。冶鐵能有這麼大利益,官家當然不會袖手旁觀。官家把鹽鐵拿到手後,企業馬上就會出現低效、腐敗等現象,由大利變成虧損。此時,民間力量就有機可乘了。他們會想方設法收買官員,分得一杯羹。官員被收買之後,整個社會的實質就變了。”  吳思認為,民間力量滲入官營工商業的過程不會是正式的、公開的,而是偷偷的,是“一個人的革命”。但吳思不認為此時官家就會代表私營工商業力量:“沒殺雞取卵,就是代表雞了?那不是可笑嗎?”  漢武帝將鹽鐵官營,後來引起爭論。法家認為,鹽鐵應該官營。而儒家則反對“與民爭利”。法家的道理堂皇,而儒家的證據充分。比如,冶鐵官營之後,鐮刀割不動草,價格卻很高,沒人買就攤派。企業為了完成指標,就製造大件,賣不出去就堆著生鏽。  早在漢武帝時事實就已證明,工商業官營是行不通的。然而這種爭論一直在翻版,隻是每次的爭論用詞都不一樣,大家都自以為碰到的是新鮮事。歷史的經驗教訓就這樣被忽略了。  比如宋朝,王安石時代類似爭論又出現了。漢武帝時代的悲愴,重蹈覆轍就會具有鬧劇色彩,而反覆重蹈覆轍就讓人哭笑不得了。  黃朴民教授則是《漢武大帝》最早的觀眾之一,他參與了這部片子的歷史學術把關。他對電視中漢武帝如何把握時機特別感興趣:什麼時候韜光養晦;什麼時候確立儒家意識形態的權威;什麼時候打匈奴;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選擇接班人……  電視劇《漢武大帝》結束於漢武帝辭世,而黃朴民很想看到後來發生的故事。武帝死後,霍光主政期間,社會上“賢良”、“文學”紛紛發難,對漢武帝全盤否定,而桑弘羊一派則堅決捍衛漢武帝的一切政策。霍光一方面調整政策,將“賢良”、“文學”的怨氣控制在可控範圍內;另一方面則仍肯定武帝的功勞。正由於霍光的務實態度,漢祚才得以延續,重又振興。  除此之外,“有些台詞設計得挺好,比如‘讓人家講話嘛’,大家一聽就會感興趣。”黃朴民說。  藝術歸藝術,歷史歸歷史  歷史專業學者,對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反倒更寬容。  葛劍雄認為,歷史題材的電視劇,“基本上符合史實就可以了。完全是編造的也沒什麼了不得,隻要說明白就是‘戲說’就可以了。”  “大家下班回來,一天忙下來都很辛苦,誰還想坐下來接受歷史教育?”真正的歷史知識和觀念還得靠歷史廛和歷史書的傳播。  那麼漢武帝時代,電視中人物卻一口現代用語,這可以接受嗎?  葛劍雄認為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如果都用漢朝話說觀眾聽得懂嗎?再說,就算用漢朝話說,我們所知道的也僅限於漢朝書面語,漢朝口語有誰知道呢?  葛劍雄說,如果過分計較歷史的真實,《史記》也是值得懷疑的。中國的歷史文本一向承載著政治任務,孔子編篡《春秋》就是貫徹分階段的政治主張,甚至不惜掩蓋和篡改史實,審眾所周知的。我們應當善於透過文本來猜測背後的事件和真實。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發現,書中所謂“天子西狩”並非皇帝外出打獵,而是被人趕得往西逃跑。  黃朴民也持相同看法。他說,藝術歸藝術,歷史歸歷史。不要期望歷史劇承載太多的東西。如果太過較真,那麼《三國演義》就沒法拍了。敵我雙方上將大戰五十回合,雙方小兵圍著觀禮。大將一死,小兵一鬨而散。真實的戰爭哪有那麼打的?  追求真實應抱有合理的期望值。黃朴民提出了兩種可以實現的真實:“近似真實”和“邏輯真實”。  李廣之死,《史記》裏明確記載是因為誤期自殺,但在電視劇《漢武大帝》中李廣是戰死的。為了藝術效果而“近似真實”,是可以接受的。  電視劇《漢武大帝》中,太皇太后和田羛燒毀了景帝留給竇嬰的遺詔副本,導致竇嬰以“矯詔”罪名滅族。雖然歷史上沒有記載,但邏輯上是成立的,這就是“邏輯真實”。  當然也不是一味的寬容。黃朴民認為,歷史題材的正劇應該具有“四大”:  大真,即大處真實;大氣,創作者應具有博大的歷史觀念和民族情懷;  大雅,要尊重藝術創作和藝術想象的規律,不必拘泥於歷史的細枝末節;  大美,歷史劇的視覺效果要求應當更高一些。  黃朴民認為,歷史題材的正劇,是一個歷史公眾化的過程。其中出現的問題,應該借鑒西方影視史學的方法論,把疑問和批評當做一個課題來研究,以此引導歷史題材正劇的創作。  每次歷史題材的正劇熱播,歷史都要接受一次現代價值觀的重新評估。面對歷史,現代人很輕易就可以穫取道德優越感,這樣做有意思嗎?葛劍雄認為,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沒有完全一樣的歷史;然而歷史又是永恆的,人們必然會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進行臧否。過去社會還沒有達到言論自由的程度,人們不得不透過評判歷史來表達現實觀點,應該說這是不正常的。 相關詞: 漢武帝的歷史,漢武帝生平,漢武帝是誰,漢武帝劉徹,漢武帝年號,漢武帝統一貨幣,漢武帝內傳,漢武帝的臣子,漢武帝性格,漢武帝獨尊儒術漢武帝,黃朴民,葛劍雄,霍去病,衛青,李廣,劉徹,霍光,卓王孫,校尉陳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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